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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文明从哪个朝代开始落后于世界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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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学界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,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早熟的文化。

在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,中华文明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井喷式的大爆发,呈现出了异常灿烂的态势。然而现在我们要说的是,这种灿烂,是有问题的。就好比一个孩子,原本正式他咿呀学语的时候,他却把四书五经都背的滚瓜烂熟了,这在当时可能会令旁人刮目相看,但时间久了,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因为根据人体发育规律,这样的表现毕竟是不合常理的。并非一切先于别人的东西,就都是好的。很多时候,这些看起来超凡的能力,在某一阶段带给自己无上荣耀之后,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最致命的伤害。

同样,春秋战国时代,原本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童年时期,整个民族,整个国家,应该是在摸爬滚打中前行的——譬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也是走过许多弯路的。但这都是正常的,就好比我们今日所说的,小屁孩儿要学会走路,哪有不摔跤的。可是,这个民族却已经急切的不行了,它不仅要将这一蹒跚学步的过程省略,甚至已经站在百米跑道上,准备与中高手决一雌雄了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,也许真能在这百米赛跑中独领风骚,但过了这百米之后,就极可能会伤了筋动了骨——因为你本身都还没有发育成熟,怎么去承担这难度极大的百米赛跑呢?即使凭着可嘉的精神得以获得不错的名次,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。这代价就是,用短短几秒钟的领先换来的是漫漫几千年的伤病。

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的中华文明,我们可以发现,我国的文化发展历程竟与这样的状况高度符合:在春秋战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之后,虽然还能在诸多方面保持着优势,但毕竟少了那许多活力,少了那许多生机了。

春秋以降,历经秦、两汉、三国、魏晋、唐、五代十国、两宋元、明、清,我们的历史发展始终遵循着这样一条规律:皇权越来越集中,专制越来越森严。

而这一切,都是在春秋战国时代,那些被我们万世传颂的先贤圣哲们,就已为我们打好了基础的。


今日当我们再来分析诸子的学说时,我想是需要带着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“了解之同情”的。即我们不能盲目崇拜,不能因为他是文化巨人,就对其俯首膜拜。

在打破我们对这些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巨人的盲目崇拜之后,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看看这群最智慧的人,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划了怎样的道路,为当时战乱不止的症状开出了怎样的药方。

我们先看孔子,这个被后世尊为万世至圣的人,他曾不厌其烦的再三向别人表白,他要“从周”,要“继周”,“为东周”,要“宪章文武”等等。总之,他所有的政治主张就是:一切都要遵守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所规定的成法。他所以要周游列国,就是因为在他眼里,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“礼崩乐坏”的时代。而“礼崩乐坏”的具体表现就是,诸侯举行祭祀时用了本该是天子才能用的仪式,大臣在举行家宴时竟然用了与身份不符的乐器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。

确实,春秋战国确实是一个战乱纷繁的时代,而孔子除了对这一状况感到痛心疾首之外,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方法。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求大家一致向前看,周朝怎么样,我们就怎么样,一丝不差,万不能改,否则就天下大乱了。

我们无法在儒家典籍上找到一套完整的孔子的政治理念,他只是一味的强调“法周”、“法周”、再“法周”。

而周朝的境况就是,周公为这个朝代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,每个等级都不能做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,比如刚才提到的,倘若你只是一个诸侯,你就不能用周王才能用的礼数。所有诸侯都唯周王一人是尊,要定期朝拜,要定期纳贡。如果有谁乱了规矩,就会受到上天惩罚。

我们无奈的发现,至圣先师只是一味的要求大家去做顺民,他恨不得我们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,即使战火在春秋大地上烧的如此狂烈,他的主张,也只是“贵贱有序”而已。

到了孟子的时候,他直接征引孔子的说法:“天无二日,民无二王。”(《孟子.万章上》)在面对“天下恶乎定”(即天下怎样安定)这个问题时,孟子说“定于一”。即只有通过统一,将天下大权集于一人之手,天下共主,这样就可以“天伦有序”了。

墨子则主张建立一个绝对君主专制的大一统国家。他的政治梦想是“尚同”,建立一个层级鲜明、纪律严厉、绝对整齐划一、消灭个性和多样性的社会。而他在自己的组织之内,就践行了这样的原则,当时的墨家是有着民间非法团体的性质的,他们尚侠义,讲义气,把墨子当做自己的大哥,整个组织神秘而有序,有着极严格的等级划分,墨子的“兼相爱”是有等级的。并非是让你敞开心扉去爱一切人。

老子认为,宇宙的本质是“一”,将权力集中起来会解决一切问题。他说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……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”而在谈到社会发展的时候,他干脆抛出了自己“小国寡民”的理论,即实行“愚民”政策,他认为使人民掌握知识,是人民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是非常可怕的,因为这样他们就将不再顺从于统治者的“一”,只有使大家“老死不相往来”才能保证天下呈平。

法家则是对专制制度贡献最多的一个流派。韩非子认为“一栖两雄”、“一家两贵”、“夫妻共政”是祸乱的原因。法家不仅最有说服力的说明了统一的必要,还提供给了强有力的统一手段:严刑峻法的军国主义。而秦之所以能成为统一天下的国家,是与商鞅实行的一系列法家政策十分不开的。韩非子虽然死在秦国的监狱里,但他的学说,他的理论全被秦始皇非常完善的继承并加以践行。譬如后世常说的“焚书坑儒”,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焚书坑儒而是“焚书坑术”,即坑的不是儒生,而是那些招摇撞骗的术士,但这大约也可算作是一种文化专制。

荀子说,人的天性是“目好色,口好味,心好利”,即人的本性是恶的,欲望是无止境的。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释放自己的欲望,则社会必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。因此,必须要用礼仪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,区分出高低贵贱,规定出每人按照各自身份可以获得享受的不同。因为天子居于极端,所以他的欲望必须得到毫无限制的满足,而其他社会成员则必须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,抑制自己的欲望,这样才能保证天下呈平。

至此我们发现,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最伟大的智慧群体,最深刻的思想家们,他们的思想成果,实在令人恐怖和汗颜。他们在对待专制的态度上竟如此高度一致。我们再看先前那个问题的时候,已经有了答案:他们为中华民族发展规划的道路是专制主义,他们为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极端集权。

所以,可以说从一开始,中华文明便存在一种会落后于其他文明的一种潜在危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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